阿嬤和拉拉和我

阿嬤

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，我回到老家，阿嬤全身包得緊緊的，又是圍巾、又是手套，而我則是愜意地吹著涼風，等待阿公端來他現炒的花生。從前老將花生煮的軟嫩、或是一粒一粒替我撥好的阿嬤，此刻卻是坐在輪椅上巍巍顫抖，用肉眼幾乎感覺不出有在移動的速度伸出手、想參與這場花生派對。

我將一顆花生放到他的大拇指與食指之間，阿嬤微微的笑，再緩慢而吃力的將手一丁點、一丁點的拉回嘴邊。手移動到一半，花生就掉了。我低頭下去想把它撿起來卻遍尋不著，抬頭一看，才發現阿嬤正用手吸吮著手指，疑惑怎麼感覺不到花生在哪裡。她把手拿開稍遠，尋找花生的蹤跡，而我在他眼前輕快的補了一顆花生進去，阿嬤什麼都沒有說，又再嘗試了一次，吃到花生的那一刻，他得意地對我笑了，像是在說：
「你看！我做到了！」

我愣了一秒之後也給阿嬤一個大大的微笑。
「阿嬤你好棒！你自己吃到花生了！好厲害！」

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，不論是觸覺、視覺、還是意識，阿嬤都回到了兒時的狀態。

拉拉

和阿嬤共享祖孫時光的機會其實還是少數。更多時候我在台北、在舊金山，唸書、工作。在家中陪伴阿嬤的，除了阿公，是來自印尼的拉拉。

我和拉拉同歲、長得也有些神似，我在異鄉替其他長輩、前輩端茶倒水的時候，拉拉則在他的異鄉照顧著我的阿嬤。

當我為了拍片在舊金山一天睡不到四小時，常常半夜做噩夢驚醒，擔心是不是又要沒錢了、又要跟人吵架了、又要被退稿了，拉拉則是在半夜被阿嬤叫醒，有時要抱阿嬤上廁所、有時要替他換藥、還有時候，只是熱心過頭的阿嬤突然想要示好，凌晨三點將熟睡的拉拉從被窩中叫醒，問他「睡覺了沒有？要好好睡覺才會有體力噢！」

拉拉替我做了所有我應該要做卻做不到的，直到阿嬤離開的那一天。人在舊金山的我，聽到阿嬤病危的噩耗，在校園內嚎啕大哭，哭到辦事效率極差的行政人員三分鐘就將我的簽證問題處理完畢、機票馬上就訂好，但依然，趕不上最後一面。全家人，包含拉拉，在病床邊陪伴阿嬤走完最後一程。

趕回台灣之後，忙著阿嬤的告別式，偶爾打起精神聊天才知道我和拉拉是家族二十人裡，唯一兩位，在頭七時見著阿嬤的孩子。阿嬤要我不要擔心了、也不要自責了，一個人在舊金山還是要好好加油。拉拉則夢見家鄉沒有摺紙蓮花習俗的他拼命的摺，周圍的人卻不認可，只有阿嬤一個人溫柔的對她說：
「你做的很漂亮、你真的很棒。」

我們都在告別式上都哭得唏哩嘩拉。我站在靈堂前，一跪再跪，只要一低頭淚水就泉湧而出，放肆的哭喊著我的難過。而淚眼迷濛之中，則看見拉拉，整個人身軀糾結在一起、臉也皺成一團，淚水不斷流出卻沒發出任何聲音的，一個人坐在位子上咬緊牙關的痛哭。


一年就要過去，每每想起阿嬤，還是會在夢中哭著醒來。每每遇見拉拉，則是滿滿的感激。感激他的細心和體貼，讓阿嬤在醫師宣告只剩半年生命之後，又多陪了我們快要一年，做了身為長孫女的我，所有該付出卻沒有機會做、也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的事。也讓成天埋頭在資本主義批判的我，看見了資本主義的金錢流動之外，存在於其間的真實情誼和滿滿的感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