溫柔的國家

金馬獎結束了，如同過往的每一年，我只是在頒獎典禮結束之後在網路上看一下競賽結果。對於競賽這種事，多多少少還是心存一點點懷疑，不知道那一條fine line落在哪邊，讓誰誰誰入選、讓誰誰誰得獎。但偶然之間看到朋友分享崔絲坦的twitter，突然感到心有戚戚焉，覺得一個頒獎典禮多多少少還是能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現況。

記得還沒來到美國之前，聽到的多是這個國家多麼「自由」。能力至上所以沒有人會受到限制。帶著這樣的期待來到舊金山之後開始做電影，一次又一次因為性別被打擊、一次又一次看到身旁的人為了性別這件事情針鋒相對、互相擁護或攻擊、一次又一次懷疑是不是要靠自己是「女性影人」來踏入市場等等，我才發現一個靠「比大聲」所建立起的自由的國家，往往讓人忘記自由到底是什麼。

為了讓女性有更多發聲的空間，所以女性影展林立，但那說到底，女性是不是仍是一個「能力比較不足」的生物，所以我們才需要特別設立一個空間去保護她？當然，意識形態上的成見如果存在，有人願意花點時間看看你想說什麼的確是好事，但問題就是，影展出來了，主流意識形態沒有改變，真的有人想知道你這個邊緣人在說什麼嗎？因為沒有，所以就抗爭的更大聲，所有跟自己不一樣的都是錯的、都是值得再教育的，於是方向也越來越偏，好像就漸漸的回不到大眾的路上。

一年級拍片的時候受到身旁眾多男性的質疑和冷嘲熱諷，一年多過去之後，因為片子的結果還算不錯，當初所有質疑的聲浪都變成奉承的話語。沒有人記得當初是怎麼不看好這部片子、也沒有人記得當初想要請他們幫忙他們有多不情願，到了現在這個田地，他們反而是跑來問你怎麼沒有把他們寫進感謝名單裡面？而我記得的，卻是那句「你是女生，你沒辦法這麼累、一直做決定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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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舊金山，我才意識到自己是「女生」這件事。在那之前，我總覺得自己就和世界上千千萬萬人一樣，有自己的目標、努力達到、接受一時的成功或是失敗，不斷地走下去，然後有個還可以的一生。
我從不認為因為我是女生所以我有事情做不到，就算阿嬤在病床上希望我可以好好找個人家嫁了、不要成天跑來跑去，我也只把它當做生活的其中一個可能性：不排斥、但也不是唯一。我對於我這個人有一定程度地認識和自信，知道自己的極限和大多的缺失（可能還有更多的缺失自己沒有發現），所以我會努力的改進然後改變，只希望可以離目標更近一點。
但來到舊金山之後，是的，這裡沒有人會逼我化妝、減肥、或是穿裙子，但有個隱隱約約的聲音在告訴你，你不應該化妝、減肥、或是穿裙子，因為那樣會讓你顯得在男人面前更加無能。但你不能無能！若你顯得可愛或是運用了自己的女人味，你就是矮化了女性這個群體。「男人」的出現不再是英勇的象徵，而是敵人。而男人也因為強烈意識到自己的性別，所以更加無所不用其極的善用這項能力，把抗爭中的女人形容成暴民。而我身而為人，卻也不再感到自己像是個人，而是「女人」中的一個旗子。我必須維護他們的尊嚴、也必須有意識的生活，從此之後，女人這個標籤，在一個急急忙忙撕除所有標籤的城市/國家，成了我必須隨時帶在身上的必需品。

從崔絲坦的提醒中我們才會發現：「喔對！我們竟然有這麼多傑出的女性工作者！」
我們沒有發現不是因為我們不在意，是因為這件事如同飲水呼吸，有什麼值得一提？而這也是我一路走來覺得兩國最大的差異：美國是舉著自由的大旗不斷抗爭，台灣就是默默的，把認可給那些值得的人。時間久了，一切都顯得合情合理。這可能跟兩國對於「表達」有不同看法也有關係，美國總是急著要說自己的想法，而忽略了傾聽的重要性。而台灣人雖然沒有那麼直接，卻也沒有日本那麼含蓄，所以在說與聽之間似乎更容易達到一個較好的平衡。

對於自己能生在這麼溫柔的國家，我覺得很幸運。